周武王实施封建制度主要蕴含着三个至关重要的目的。
其一，在于安抚殷民。纣王虽然已被消灭，但殷地拥有广袤的领土和众多的殷民，这仍然是新王朝必须要妥善处理的棘手问题。于是，周武王封纣子武庚于殷，让他继续管理殷地的事务。同时，为了对武庚进行有效监督和防范，周武王又在殷的周边设立了邶、墉、卫三国，分别封给霍叔、管叔、蔡叔。这种看似特殊的安排，实则蕴含着深刻的政治智慧。它向天下表明，周武王诛灭纣王是为了吊民伐罪，是为了拯救天下苍生，并非要灭绝殷人的祭祀和传承，并没有灭殷绝祀的想法。通过这样的举措，向广大的东方殷人传递出安抚的信号，让他们能够逐渐接受新的统治秩序，减少殷民对新王朝的抵触情绪，从而维护社会的稳定。
其二，是兴废继绝之举。在新王朝的统治规划中，周武王把焦、祝、蓟、陈、杞这些封国，分封给了那些有功德于人民的古代帝王的后裔。例如，将焦国封给神农氏的后裔，祝国封给黄帝的后裔，蓟国封给帝尧的后裔，陈国封给舜帝的后裔，杞国封给大禹的后裔。周武王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，向天下展现自己对德行的尊崇，对有功之人的敬重，同时也表达一种报德之意。这一举措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赢得民心，让百姓感受到王朝的正义与恩德，使他们更加认同和拥护新王朝的统治，增强对新王朝的向心力，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。
其三，则是移民实边策略。齐、鲁、燕三国位于周朝在东方的新兴区域，这些新封的诸侯国承担着移民实边的重要使命。它们不仅仅是单纯的移民安置之地，更是周王朝进行区域开发的关键据点。周王朝希望在这些地区实现足食足兵的目标，通过有组织地迁徙人口和物资，充分开发本地的资源，大力发展农业生产，充实军事力量。而且，从战略布局上看，在殷民族的后方建立这些封建诸侯国，犹如在殷地的周边埋下了一颗颗钉子，能够起到牵制殷地的力量，在一定程度上防范殷地可能出现的反抗力量，保障周朝东部边境的安全与稳定。
当然，这其中还蕴含着一个最重要的道理。整个天下，诸侯林立，如果仅仅依靠武力征讨来维持统治，显然是行不通的。至少，采取行动时得师出有名。很多小诸侯国，国土面积仅有方圆百里左右，甚至还有更小的。这些诸侯国，它们只想安安稳稳地过日子，并且也对周朝表示了顺从与忠心，总不能无缘无故地一下子把别人给灭了。在当时那种政治体制下，灭国就相当于要把那族人都拿来充当奴隶。中华文明里，奴隶制度并不像西方那般昭然突显。在中国古代，只有战败国的俘虏才会沦为奴隶。所以，有史学家认为，中国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奴隶制，而分封制才是主要的政治制度。甚至，在中国古代社会，卖身为奴还是底层人的一大出路，相当于进入大户人家打工。许多显赫世家，家奴在社会上都风光得很。但任由天下诸侯自由发展，又难免会出现重蹈商朝覆辙的可能。所以，周武王分封自己的人到各地去，大有监控天下的目的，通过这种方式来维护周王朝的统治秩序，确保王朝的长治久安。
然而，一饮一啄，似乎皆有定数。周朝成于此，也败于此。西周时期，整个天下还基本上维持了这个格局，社会还算发展得可以。在周天子的权威之下，各诸侯国之间相对和平，经济、文化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。那是一段看似平静而美好的时光，周王朝的辉煌仿佛还在眼前闪耀。
但到了东周，分封出去的那些“大国”，实力逐渐壮大，不再服从周王室的统辖，就出现了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的纷争局面。各诸侯国为了争夺土地、人口和资源，相互攻伐，战乱不断，周王室的地位日益衰落。曾经那看似坚不可摧的统治秩序，在岁月的侵蚀下逐渐瓦解。
所以，到了秦朝，秦始皇为了加强中央集权，就实行郡县制，取代了分封制。后世虽也有分封的情况出现，但都不再是社会的主流思想。
晋朝又如西周那般大规模分封，结果反而弄出八王之乱来，导致社会动荡不安，直接丢了大半壁江山，再次证明了分封制存在的弊端。那一段段历史，仿佛是周王朝兴衰的缩影，让人不禁感叹世事的无常与历史的沧桑。